全球化對傳播媒體產業的影響一直是個持續多年的議題，而近年來，數位化是對傳播媒體的另一波衝擊，也為長期受全球化形塑的媒體產業再增添變數。當然，不同的媒體產業特性有所差異，未來是禍是福可能有不一樣的命運，筆者選擇以音樂產業作為具體的討論對象，指出其可能受到的影響，在「媒體勞工」的部份，將較少涉及發行、宣傳等直接受僱於唱片公司的工作者，而傾向於將焦點置於音樂內容的創作者，提出其可能面臨的契機或挑戰。
在所有媒介產品中，由於音樂在跨地域的流動上較不受語言、教育等因素的限制，自然成為最具滲透力的媒介形式。Burnett(1996)認為「流行音樂是一個在我們的地球村中最能展現全球化的面向」。跨國音樂工業正是打著「音樂無國界」的口號，逐漸整合全球的音樂市場。況且，音樂工業在跨媒體經營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音樂為所有媒介產品中的一個基本元素，成為跨國媒體產業進行進行多角化經營，創造綜效的重要媒介。
台灣的流行唱片工業發展相當早熟，且擁有廣大的華語市場，具有「文化鄰近性」的特點，多年前即位居華語流行音樂市場的樞紐位置。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優勢」，使得本土音樂產業在跨國媒體集團的擴張過程中首當其衝。跨國唱片公司挾資本優勢，對台灣本土唱片公司蠶食鯨吞，在短短幾年內即完成併購。這樣快速的整編過程，與台灣唱片公司對跨國集團所抱持的欲拒還迎的態度有關，就文化層面來說，負面的影響是比較大的，音樂的商業性格愈發明顯，也導致本土音樂的社會文化意涵逐漸消逝，例如早期的民歌運動，至今已成為絕響。然而就產業的經濟面向而言，走向全球化是必然趨勢，畢竟台灣本土市場太小，對華語市場的開拓和需求，已使其具備全球化的體質，跨國媒體集團在亞洲擁有健全的行銷通路，成為本土公司願意納入跨國公司旗下的主要誘因。
時至今日，擁有純正台灣血統的唱片公司寥寥無幾，僅剩下以發行獨立音樂為志業的小型唱片公司慘澹經營。唱片工業的全球化，造成台灣音樂產業於文化生產場域上的區隔，以利益為重的唱片公司，其發行機制專為主流音樂所設計，將小眾的、另類的、在地的音樂排除在外，小眾音樂工作者只能夠互助合作，成立獨立音樂公司，發行自己的音樂。被整合的台灣唱片公司，作為母公司的一顆棋子，進軍全球市場是投資、包裝藝人的終極目標。台灣唱片產業或是主流音樂工作者，因全球化而飽（保）了荷包，恐怕是以犧牲自主的權力換來的。相對的，堅持創作自主，不諂媚流行的音樂工作者將更不易生存，他們甚至必須自掏腰包自行錄製、發行唱片。因為全球化促使唱片工業產生一套「聰明」過濾與估算機制－只要能撈錢的音樂。
數位科技的普及，包括進步檔案壓縮技術、廉價的燒錄設備，使得全球唱片市場普遍萎縮。同時，數位科技也使得錄音及編曲設備不再高不可攀，更多人可自行錄製及發行音樂專輯，開啟獨立創作音樂的新民主階段。於是當主流唱片業者和旗下藝人對盜版唱片和音樂交換軟體全面宣戰之時，網路歌手也開始大量出現，還有許多音樂工作者當起自己的老闆，創作、發行一手包辦；前面那群人埋怨數位化減少他們的利潤，後面的這些人樂見更多人將能聽到自己的音樂。數位化或許提供前者一個反省的機會，是什麼原因使得自己的產品經不起挑戰？可惜他們不去思考這個問題，反而把心力投注在保護措施與獲利方式上。因為，他們相信過不久就會成功。其實，他們根本不怕數位化，只是在等待一個更可觀、更便捷的獲利的模式，從成大MP3事件到Ezpeer、Kuro的興訟案，不過是要糖吃的一些小伎倆罷了。
全球化或數位化所造成的影響究竟是正面或負面？端看從什麼樣的面向，站在何種立場而定。就經濟層面而言，全球化與數位化有利於商品的流動，只要建立完善的「獲利模式」，無疑的將為台灣的唱片工業帶來豐厚的利潤，不過從文化面向而言，其所塑造與囊括的音樂文化，不論是同質或異質；全球或在地；主流或非主流，都是由「全球」，至少是區域性的市場、資本所選擇、決定的，而不僅是「台灣」的經營者或閱聽眾。就音樂工作者而言，全球化或數位化的影響同樣要看自己如何定位，不論是走什麼樣的音樂風格，想一圓明星夢都不再是難事，其中數位化對小眾的音樂工作者意義甚大，不僅舒緩經濟壓力，更使得他們能擺脫「勞工」的角色，做自己的老闆－音樂、樂手、公司都是獨立自主的。相對的，真正受僱於唱片公司的「媒體勞工」，反而受到衝擊。數位化之後，對實體的唱片需求逐漸減少，傳統的生產鏈的勞動價值不再，這些負責唱片之發行與行銷的工作者已面臨轉型的挑戰。
全球化對台灣音樂產業與勞動者的衝擊，在其他類型的媒體產業中也可觀察得到類似的情況，真正屬於台灣的唱片公司和音樂工作者屈指可數，如同電視、電影，只剩下鄉土劇、紀錄片、藝術電影一般。而數位化或許能提供在地的、個體的反抗力量，卻也同時有利於全球化的滲透，此消彼長，能夠扭轉情勢的力量似是有限的。
Burnett, R.(1996). The Gobal Jukebox:The International MusicIndustry.
London:routledge
星期六, 1月 07, 2006
紀念G. Gerbner 與 E. Rogers
2005年冬，兩位知名的傳播學者Everett M.Rogers和G.eorge Gerbner相繼辭世。以下針對他們畢生的研究成果作一簡單回顧，並試論其研究可能的限制。
提及Rogers，似乎不能免俗的介紹其最為著名的，畢生從未間斷的學術研究－創新傳佈，自從1962年第一版《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問世以來，至2003年已更新至第五版，Rogers對新科技、社會變遷始終保持敏感度，使其從未自滿於創新傳佈模式而力圖修正，並將它廣泛的應用在其所關切的農村社會和健康傳播等研究主題中。因此，創新傳佈絕不僅是創新傳佈，它象徵著Ｒogers所有關切的議題，包括發展傳播、健康傳播、新媒體、新科技、社會變遷、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甚至是跨文化傳播等等面向的一個連結點。
在新墨西哥大學，Rogers除了主持創新傳佈研究之外，他也是酗酒與藥物濫用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員，防制酒駕是其研究主題；在預防研究中心，他曾致力於延續公共衛生的創新研究，最近他的研究範疇包括數位落差的問題，以及印度人如何詮釋美國肥皂劇中所呈現有關健康的內容，他發現印度人雖然對影集中AIDS患者的理想處境有正面的回響，但認為這和印度對HIV感染者普遍遭受污名化情形的社會真實情況是格格不入的(Rogers et al.,2004)。
此外，傳播研究史亦是他的研究興趣之ㄧ，在《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中，他採用大師巨擘的途徑(林麗雲，2004)，將來自不同學門的，對傳播領域影響甚大的學者，區分為歐陸和北美兩部份介紹。在該書前言中他指出一個傳播史的迷思就是混淆了「創立者」(founders)和「先驅」（forerunners）的差異，他認為與其稱Lazarsfeld、Laswell、Lewin、Hovland等人為創立者，不如稱其為先驅來得貼切；而致力於推廣傳播研究和教育的Schramm才是真正的傳播學門的創立者(Rogers,1994)，並將其置於書中的首章和末章中推崇。Rogers(1985,1986)對傳播研究史的介紹和對恩師Schramm的敬重同樣散見於《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 Western Europ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等著述中，包括他和Chaffee所編，Schramm(1997)撰寫的回憶錄－《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等等。
Rogers的研究議題涉獵相當廣泛，且從微觀的行為、態度到巨觀組織、國際、文化等層次皆有所關照。似乎不易明確的指出其研究受到什麼侷限，然而若從其作為研究者的立場而言，或許仍有擴展的空間。Rogers(1998)雖然曾經關注第三世界、農村社會的問題，並對主流的發展典範提出批判，然而或許是礙於北美的學術環境，仍難免工具性的行政研究傾向，例如其進行的健康傳播研究，是以政策宣傳為目的，這樣的立場只關注表面的成效，容易乎略深層的社會文化意涵。或許，不僅是Rogers本人，包括應用其創新傳佈模式的研究者，都應該避免陷入工具主義的窠臼。
談Gerbner，不能不提及「涵化理論」，好比談Rogers便不能不談「創新傳佈理論」一般。Gerbner自1967年即開始他的「文化指標」計畫研究，其中涵化分析後來最為學界所重視，其觀點是，閱聽人愈長時間的觀看電視，愈容易被電視塑造出一個共同的世界觀。在一般的傳播教科書中，對Gerbner或「涵化理論」的介紹並不深入，恐怕會使人產生一種刻板印象：一個「北美」學者和他的「中度效果論」的研究。
雖然被歸類在北美實證典範下「傳播效果研究」之ㄧ員，Gerbner卻不僅回答了媒介有什麼效果的問題，還包括：這個效果是誰在操弄？為什麼操弄？甚且，其所關切的「效果」，不僅牽涉個人的態度或認知上改變的問題。作為一個媒介批評家，Gerbner探索的是操控媒體運作的幕後權力機制，與其可能造成的社會、文化、民主層面上的重大影響。Gerbner(1994)認為，爭辯觀看暴力電視是否會導致暴力行為是無關緊要的，他以「險惡世界症候群」(Mean World Syndrome) (Gerbner et. al., 1977)的概念說明，長時間觀看暴力電視，導致人對世界感到不安、灰暗，且對暴力感到習以為常而變得自私、無情。另一方面，他發現媒介內容長趨於同質，所展現的是社會優勢族群－白人、男性的中產階層的意識形態，而這一切將賦予統治階級正當性，且利於宰制人民(Gerbner,1994)。
Gerbner(1994)指出，這樣的一個具破壞性與疏離的世界觀，是電視的全球行銷策略所製造的。因為「暴力」是一種無國界的肢體語言，暴力影像成為美國突破境內市場，擴展至全球的最佳商品。他認為媒體集團壓迫媒體內容創作者，壟斷文化的市場決策，使內容單一化，他倡導媒體內容須符合自由、多元，閱聽人不該淪為消費者，公民意識該被喚醒。
是故，他在1996年推動「文化環境運動」，將其主張化為具體實踐，其主要目標包括：（一）使傳播媒體更自由開放及更多元化；（二）抗拒媒體壟斷；（三）反對媒體勞工與雇主間不合理的條款；（四）推廣媒體教育，培養具批判思考能力的閱聽眾；（五）使文化政策納入政治議程(李月蓮，2002)。
綜觀Gerbner的論述與實踐，可以發現其中存在批判傳播研究取向的觀點，例如政治經濟學、文本與意識形態等等，且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他採取實證方式確認電視對閱聽眾在文化層面上的影響力，提供了「北美學派」和「歐陸學派」一個良好接合點，這是個偉大的貢獻。雖然涵化分析曾被指出一些研究限制，包括只關注儀式性的接收、輕視閱聽人主動性、忽略混淆變項等等。然而，這應該不是Gerbner願意去爭辯的。畢竟，即便閱聽人能更有意識的去看電視，跨國媒體的霸權依然在那裡，因此，Gerbner還要閱聽眾能認清電視文化的生產機制，喚起全面的批判思考與反抗能力。
從Gerbner與Rogers的作品中，不難發現針對傳播媒體、社會文化等巨觀層面的批判性關懷，難道，只是時代背景的因素，使得他們主要採取實證的方式進行研究？亦或是知識類型學的霸權運作，使得他們的研究貢獻被選擇性的呈現與分類？這些問題，在回顧更多學者的研究之後可能有更清楚的答案。
參考文獻：
李月蓮 (2002)。從「涵化分析」看中大迎新營事件[Online]. Available: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21015_76_46616.html
林麗雲 (2004)。〈傳播研究史：主要的途徑與圖像〉，收錄於翁秀琪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Gerbner, G. (1969). Toward "Cultural Indicators": The analysis of mass mediated
public message systems. In Communication Review, 17:137-48.
Gerbner, G., L. Gross, M.F. Eleey, M. Jackson-Beeck, S. Jeffries-Fox, and N.
Signorielli. (1977). Trends in Network Television Drama and Viewer
Conceptions of Social Realit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Gerbner,G. (1994).‘Reclaiming Our Cultural Mythology’. The Ecology of Justice,
Spring. Online at: Gerbner (1994) at
http://www.context.org/ICLIB/IC38/Gerbner
Rogers, Everett M. (1986).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New Media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Rogers, Everett M.,Burdge, Rabel J.,Korschung, Peter F.,&Donnermeyer, Joswph F.
(1998).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Rural
Sociology .New Jersey:Prentice-Hall ‘’‘’
Rogers, Everett M., and Balle, F. (1985) (eds.).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Norwood,NJ: Ablex.
Rogers, Everett M.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ogers, Everett M.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ogers et al. (2004)‘Indian Audience Interpretations of Health-Related Content in
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 Gazette 66: 437-458
Schramm, Wilbur (1997).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提及Rogers，似乎不能免俗的介紹其最為著名的，畢生從未間斷的學術研究－創新傳佈，自從1962年第一版《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問世以來，至2003年已更新至第五版，Rogers對新科技、社會變遷始終保持敏感度，使其從未自滿於創新傳佈模式而力圖修正，並將它廣泛的應用在其所關切的農村社會和健康傳播等研究主題中。因此，創新傳佈絕不僅是創新傳佈，它象徵著Ｒogers所有關切的議題，包括發展傳播、健康傳播、新媒體、新科技、社會變遷、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甚至是跨文化傳播等等面向的一個連結點。
在新墨西哥大學，Rogers除了主持創新傳佈研究之外，他也是酗酒與藥物濫用研究中心的主要成員，防制酒駕是其研究主題；在預防研究中心，他曾致力於延續公共衛生的創新研究，最近他的研究範疇包括數位落差的問題，以及印度人如何詮釋美國肥皂劇中所呈現有關健康的內容，他發現印度人雖然對影集中AIDS患者的理想處境有正面的回響，但認為這和印度對HIV感染者普遍遭受污名化情形的社會真實情況是格格不入的(Rogers et al.,2004)。
此外，傳播研究史亦是他的研究興趣之ㄧ，在《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中，他採用大師巨擘的途徑(林麗雲，2004)，將來自不同學門的，對傳播領域影響甚大的學者，區分為歐陸和北美兩部份介紹。在該書前言中他指出一個傳播史的迷思就是混淆了「創立者」(founders)和「先驅」（forerunners）的差異，他認為與其稱Lazarsfeld、Laswell、Lewin、Hovland等人為創立者，不如稱其為先驅來得貼切；而致力於推廣傳播研究和教育的Schramm才是真正的傳播學門的創立者(Rogers,1994)，並將其置於書中的首章和末章中推崇。Rogers(1985,1986)對傳播研究史的介紹和對恩師Schramm的敬重同樣散見於《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 Western Europ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等著述中，包括他和Chaffee所編，Schramm(1997)撰寫的回憶錄－《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等等。
Rogers的研究議題涉獵相當廣泛，且從微觀的行為、態度到巨觀組織、國際、文化等層次皆有所關照。似乎不易明確的指出其研究受到什麼侷限，然而若從其作為研究者的立場而言，或許仍有擴展的空間。Rogers(1998)雖然曾經關注第三世界、農村社會的問題，並對主流的發展典範提出批判，然而或許是礙於北美的學術環境，仍難免工具性的行政研究傾向，例如其進行的健康傳播研究，是以政策宣傳為目的，這樣的立場只關注表面的成效，容易乎略深層的社會文化意涵。或許，不僅是Rogers本人，包括應用其創新傳佈模式的研究者，都應該避免陷入工具主義的窠臼。
談Gerbner，不能不提及「涵化理論」，好比談Rogers便不能不談「創新傳佈理論」一般。Gerbner自1967年即開始他的「文化指標」計畫研究，其中涵化分析後來最為學界所重視，其觀點是，閱聽人愈長時間的觀看電視，愈容易被電視塑造出一個共同的世界觀。在一般的傳播教科書中，對Gerbner或「涵化理論」的介紹並不深入，恐怕會使人產生一種刻板印象：一個「北美」學者和他的「中度效果論」的研究。
雖然被歸類在北美實證典範下「傳播效果研究」之ㄧ員，Gerbner卻不僅回答了媒介有什麼效果的問題，還包括：這個效果是誰在操弄？為什麼操弄？甚且，其所關切的「效果」，不僅牽涉個人的態度或認知上改變的問題。作為一個媒介批評家，Gerbner探索的是操控媒體運作的幕後權力機制，與其可能造成的社會、文化、民主層面上的重大影響。Gerbner(1994)認為，爭辯觀看暴力電視是否會導致暴力行為是無關緊要的，他以「險惡世界症候群」(Mean World Syndrome) (Gerbner et. al., 1977)的概念說明，長時間觀看暴力電視，導致人對世界感到不安、灰暗，且對暴力感到習以為常而變得自私、無情。另一方面，他發現媒介內容長趨於同質，所展現的是社會優勢族群－白人、男性的中產階層的意識形態，而這一切將賦予統治階級正當性，且利於宰制人民(Gerbner,1994)。
Gerbner(1994)指出，這樣的一個具破壞性與疏離的世界觀，是電視的全球行銷策略所製造的。因為「暴力」是一種無國界的肢體語言，暴力影像成為美國突破境內市場，擴展至全球的最佳商品。他認為媒體集團壓迫媒體內容創作者，壟斷文化的市場決策，使內容單一化，他倡導媒體內容須符合自由、多元，閱聽人不該淪為消費者，公民意識該被喚醒。
是故，他在1996年推動「文化環境運動」，將其主張化為具體實踐，其主要目標包括：（一）使傳播媒體更自由開放及更多元化；（二）抗拒媒體壟斷；（三）反對媒體勞工與雇主間不合理的條款；（四）推廣媒體教育，培養具批判思考能力的閱聽眾；（五）使文化政策納入政治議程(李月蓮，2002)。
綜觀Gerbner的論述與實踐，可以發現其中存在批判傳播研究取向的觀點，例如政治經濟學、文本與意識形態等等，且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他採取實證方式確認電視對閱聽眾在文化層面上的影響力，提供了「北美學派」和「歐陸學派」一個良好接合點，這是個偉大的貢獻。雖然涵化分析曾被指出一些研究限制，包括只關注儀式性的接收、輕視閱聽人主動性、忽略混淆變項等等。然而，這應該不是Gerbner願意去爭辯的。畢竟，即便閱聽人能更有意識的去看電視，跨國媒體的霸權依然在那裡，因此，Gerbner還要閱聽眾能認清電視文化的生產機制，喚起全面的批判思考與反抗能力。
從Gerbner與Rogers的作品中，不難發現針對傳播媒體、社會文化等巨觀層面的批判性關懷，難道，只是時代背景的因素，使得他們主要採取實證的方式進行研究？亦或是知識類型學的霸權運作，使得他們的研究貢獻被選擇性的呈現與分類？這些問題，在回顧更多學者的研究之後可能有更清楚的答案。
參考文獻：
李月蓮 (2002)。從「涵化分析」看中大迎新營事件[Online]. Available: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021015_76_46616.html
林麗雲 (2004)。〈傳播研究史：主要的途徑與圖像〉，收錄於翁秀琪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Gerbner, G. (1969). Toward "Cultural Indicators": The analysis of mass mediated
public message systems. In Communication Review, 17:137-48.
Gerbner, G., L. Gross, M.F. Eleey, M. Jackson-Beeck, S. Jeffries-Fox, and N.
Signorielli. (1977). Trends in Network Television Drama and Viewer
Conceptions of Social Realit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Gerbner,G. (1994).‘Reclaiming Our Cultural Mythology’. The Ecology of Justice,
Spring. Online at: Gerbner (1994) at
http://www.context.org/ICLIB/IC38/Gerbner
Rogers, Everett M. (1986).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New Media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Rogers, Everett M.,Burdge, Rabel J.,Korschung, Peter F.,&Donnermeyer, Joswph F.
(1998).Social Change in Rural Societies: An Introduction to Rural
Sociology .New Jersey:Prentice-Hall ‘’‘’
Rogers, Everett M., and Balle, F. (1985) (eds.).The Media Revolution in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Norwood,NJ: Ablex.
Rogers, Everett M.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ogers, Everett M.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ogers et al. (2004)‘Indian Audience Interpretations of Health-Related Content in
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 Gazette 66: 437-458
Schramm, Wilbur (1997).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GOOGLE大預言?
針對影片中所提及的Google大預言，筆者相信「EPIC」確實會出現，因為Google目前積極架構的各種多元的、前所未見的服務功能平台，即是這套超強平台的部份雛型。然而對於”the New York Times has gone off line…. the Times has become a print only newsletter for the elite and elderly.’的預測，較傾向保留的態度。報紙不至於，也不應該淪為年長的菁英階級的懷舊工具。
對於一些「唱衰」報業的論點，筆者以為，這些都是陳腔濫調，從廣播、電視、電影、錄影機發明以來類似的預言持續出現，然而，這些新舊媒體依然共生共榮。雖然確實有些媒體如B.B.Call、留聲機、傳統相機慘遭淘汰，然而「取代說」的一個基本前提應該是，新媒體必須能完全涵蓋舊媒體所能提供的一切功能，包括時間的、空間的、文化的、社會的等等面向，必須一網打盡，否則舊媒體永遠有他的生存空間。因此，如同〈中國媒體大變局〉文中所指出，在網路時代，報紙將還有三條生路：小城市的都市報、大城市的社區報，以及免費報。
無可否認的，網路的魅力確實所向披靡，它對印刷媒體所造成的威脅，絕非傳統電子媒體所能比擬，但是如果真以為它能在短時間內逼得報業一撅不振，這恐怕是一個過度科技決定論的推論。在該文中「關於『 報紙將會消亡 』的預測」這一部份中，提到幾點反對「網路不會取代報業」論的說法，筆者欲再予以駁斥：
1.網路確實便利，資訊接取設備愈來越輕巧，但是它的重量、體積可能小於一張報紙嗎？
2.網路確實普及，但是在貧窮落後的國家，連基本的電話網路都沒有，甚至無多餘的消費能
力去購買一份報紙，什麼時候能看到他們架起無線網路，隨身攜帶行動電話、PDA上網看
新聞？
3.網路確實會改變人對報紙的依賴，那是因為網路的聲光效果較吸引人，然而，有多少人能 忍
受長時間閱讀螢光幕上的文字？網路能改變閱讀習慣，不能改良人的閱讀能力。
4.報紙的公信力和正確性確實面臨網路寫手的挑戰，就像Dan Rather被blogger擊倒一般，但
是，這樣就能代表從四面八方的blog所匯集的資訊，比一份報紙的可信度高？
5.網路真的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度嗎？當網路的資訊的商業價值愈來愈高，想要進用那些資
訊所需付出的代價恐怕比買一份報紙來得高，網路新聞的近用門檻何時能低於報紙呢？
因此，『 報紙將會消亡』的預言，對ICT高度普及的先進國家的優勢階級而言還稍有點
力道，在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已開發國家，根本是天方夜譚。這些預言家，似乎不僅過度崇拜科技，還存著相當狹隘的、片面的世界觀觀察科技的發展。
對於一些「唱衰」報業的論點，筆者以為，這些都是陳腔濫調，從廣播、電視、電影、錄影機發明以來類似的預言持續出現，然而，這些新舊媒體依然共生共榮。雖然確實有些媒體如B.B.Call、留聲機、傳統相機慘遭淘汰，然而「取代說」的一個基本前提應該是，新媒體必須能完全涵蓋舊媒體所能提供的一切功能，包括時間的、空間的、文化的、社會的等等面向，必須一網打盡，否則舊媒體永遠有他的生存空間。因此，如同〈中國媒體大變局〉文中所指出，在網路時代，報紙將還有三條生路：小城市的都市報、大城市的社區報，以及免費報。
無可否認的，網路的魅力確實所向披靡，它對印刷媒體所造成的威脅，絕非傳統電子媒體所能比擬，但是如果真以為它能在短時間內逼得報業一撅不振，這恐怕是一個過度科技決定論的推論。在該文中「關於『 報紙將會消亡 』的預測」這一部份中，提到幾點反對「網路不會取代報業」論的說法，筆者欲再予以駁斥：
1.網路確實便利，資訊接取設備愈來越輕巧，但是它的重量、體積可能小於一張報紙嗎？
2.網路確實普及，但是在貧窮落後的國家，連基本的電話網路都沒有，甚至無多餘的消費能
力去購買一份報紙，什麼時候能看到他們架起無線網路，隨身攜帶行動電話、PDA上網看
新聞？
3.網路確實會改變人對報紙的依賴，那是因為網路的聲光效果較吸引人，然而，有多少人能 忍
受長時間閱讀螢光幕上的文字？網路能改變閱讀習慣，不能改良人的閱讀能力。
4.報紙的公信力和正確性確實面臨網路寫手的挑戰，就像Dan Rather被blogger擊倒一般，但
是，這樣就能代表從四面八方的blog所匯集的資訊，比一份報紙的可信度高？
5.網路真的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國度嗎？當網路的資訊的商業價值愈來愈高，想要進用那些資
訊所需付出的代價恐怕比買一份報紙來得高，網路新聞的近用門檻何時能低於報紙呢？
因此，『 報紙將會消亡』的預言，對ICT高度普及的先進國家的優勢階級而言還稍有點
力道，在開發中國家，尤其是已開發國家，根本是天方夜譚。這些預言家，似乎不僅過度崇拜科技，還存著相當狹隘的、片面的世界觀觀察科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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